《
孙子兵法》《
吴子兵法》《
六韬》《
司马法》《
三略》《
尉缭子》《
李卫公问对》
《武经七书》是
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
兵法丛书，是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
孙子兵法》《
吴子兵法》《
六韬》《
司马法》《
三略》《
尉缭子》《
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北宋政府颁行《武经七书》是遵照皇帝
宋神宗的旨意进行的。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命令当朝最高学府
国子监司业
朱服等人组织力量校定、汇编、出版上述七书。
武学博士
何去非参与了此项工作。校定这七部兵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到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冬才完成了刊行的准备工作。校定后的这七部
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共２５卷。这是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来的，作为武学经典。可见，这七部兵书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
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
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
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
战争、
国防、
建军、教学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朝
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清廷朱塘的《武经七书汇解》、
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这些注释本，对研究、学习《武经七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
南宋规定，武学（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兵法。
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为军事斗争和教学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有关官员和高级将领及其子孙学习。《武经七书》宋刊本，曾被
日本人买去；后来特别是１７世纪以来，在日本出现了多种重刊本、
翻译本和注解本。捞呤阌中的头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在欧、亚、美流传更广。可见《武经七书》在国外的影响之大。
中国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和军事教科书。宋神宗于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六月，继宋仁宗之后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校定后的七部兵书共２５卷，于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刊行，统称《武经七书》，以之考选武举和教学。
《武经七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现存
宋孝宗或
宋光宗时刻本，原为
陆心源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买去，藏日本静嘉堂。国内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校刊精审，明清以来翻刻传抄，多据为底本，成为独具特色的《武经七书》系统本。
《武经七书》问世之后，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数十种。宋朝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注本，对明清注家起了发凡启例的作用。明朝建国，重视武学，朱元璋提倡“军官子孙，讲读武书”，促进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
张居正辑注《武经七书》、
李贽《七书参同》、陈玖学《评注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经七书直解》因“注疏详明，引据切当”，最为后人重视。清廷沿袭宋明旧制，亦重《武经七书》，然注家大多限于汇辑前人旧说，少有新意。影响较大的有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等。《武经七书》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被
宋朝及后世确定为兵学经典，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种注本对人们学习和研究《武经七书》具有参考作用。
